「傷痕歷史與轉型正義」座談會 逐字稿-藝術家 簡學義先生

藝術家 簡學義先生：

與會各位來賓大家好，我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最早我們這個景美人權園區的所謂入口意象設計者，當時文建會主委是邱坤良先生，他以藝術家指定的方式，不是透過所謂政府採購法來邀請我來做這一個案子，那當時其實文建會思考的，我不知道他們有多深入，他們其實原先的目的只是因為在秀朗橋邊完全看不到這個園區，假如沒有一個巨大相對的視覺顯著性的話，這個園區沒有辦法被人家知道。

強調這個所謂入口，但當我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其實我完全沒有照文建會的意思來做，甚至於我把這個整個的設計範圍給擴大，所以各位今天看到的這一個所謂入口意象，從入口一直穿越到我們的中間的這一個所謂白鴿廣場的一個空間，這就是因為中間他們隔了一個當時的高檢署，也就是這個地方的最高行政單位，當時他們的計畫，另外一位建築師在執行整修修復的計畫，當時我非常不避嫌的說，這個地方必須納入我的設計範圍，請那一位建築師把這一個地方，就是排除在他設計範圍內，因為我覺得這一個地方不應該用一個修復的概念來做，而是要用一個廢墟的概念、用一個減量的觀念來對待他，也就是因為他是舊的威權的象徵，所以我的作品就像一個利刃一樣，是一個水平的，就像一隻刀一樣的穿過了這一個最高檢察署，穿越到了我們後面的白鴿廣場，這在我今天給各位一個簡單的設計說明裡有說明，我想我不要講太多，那其實這是當時我對文建會給我的任務的一個修正，最後我的一個詮釋，希望它不是因為鋼筋混泥土蓋的關係，所以是沒有辦法被移動的一個藝術品，希望它是能夠做為這一個園區的一個詮釋的一部分。

那我想面對這麼一個大議題，其實所謂的藝術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個人在我成長的年代，我們多少都是受一點西方的存在主義影響的人，存在主義其實不只是在追求一個個人的存在問題，他也在追求一個集體的存在問題，所以剛剛大家有講到，雖然有所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也有所謂我們平庸的政府的問題，我覺得平庸可能還不足以形容，應該以弱智來形容可能比較對，我們整個是一個弱智的社會，曾經我在相對的一個文章裡面提到，其實面對轉型正義的問題，就是一個國家與一個民族進化的問題，我們要不要進化，在追求剛剛講的存在性意義的這個問題上，其實沒有個人面對追求真相、面對真實的能力怠惰的問題，我想施明德先生從紅衫軍運動，把公民社會的這個議題抬到一個最高點，當時其實我個人是有一點擔心的，是擔心公民社會的這議題被過度的簡化了，我想吳乃德教授他們當時在面對這件事件的時候也曾經有很多的思考，可能發表了言論，也就是說其實所謂現代的公民，一個我們真正成熟的公民社會，假如我們沒有面對過去的能力，顯然我們也沒有面對現在、更沒有面對我們未來的一個能力，所以曾經我在宜蘭二二八紀念碑，那一次因為一個類似觀光藝術的案子最後是由我來執行的，在設計說明裡頭我也曾經寫過這麼樣一段話，當時的設計，我其實只設計了一片水全部在地平上，我自己當時邀請了很多的藝術界的人，但建築界只有我一個，所以我還是把它當作一個小小的建築來做，偷偷的把一個小小的類似有教堂氛圍的一個小小的展覽空間給隱藏在水底下，但是在上面看就是一片仿如一個鏡子的水，當時我的作品的名稱叫做澄鏡，澄不是沉澱的沉，是澄清的澄，鏡就是鏡子的鏡，當時我所要表達的就好像剛剛林濁水先生所講的，面對這樣一個事情的無言，那個無言卻有最大的力量，去吸納所有的真實、真相，所以我用了一片水，水像一個鏡子一樣，它是把所有的真相、所有的事實，鉅細靡遺的都反映在裡頭，當時我寫了一段話，我說：「我們要映照的所有的真相，不只是過去，這是我正在書寫的未來。」我們在書寫一個什麼未來？剛剛有講到，其實在更早，我每一次類似二二八的案子，即使在政府操作的這些案子裡頭，我都無役不與，包括第一次由我們李登輝先生所主導的，台北市的二二八紀念碑，當時是一個國際競圖，有282位參與的人士，當時很可惜我們是得到第三名的作品，那當時我也寫了一小段話，其中的一段我是說：「我們都是廣義的受難者，所有的包括我們台灣的這些人民，其實我們都是廣義的受難者。」就像剛剛各位講的，不管是斯德哥爾摩症，或者是我們些台灣無奈的人民等等，但是不管怎麼樣還是回到剛剛講的，我們不應該用這些做為藉口，我們每個人應該都具備這種反思的能力，我覺得這是一個做為一個現代，或者我們所謂公民社會的一份子，所必須要具備的，應該是一種基本的能力而已，所以講到這邊，其實我不應該講太多。

今天既然我是一個建築師或者藝術家的身分，在這邊我想我必須要稍微先回到當我們做為一個藝術家或者一個建築師我們在做創作的時候，我們所面對的這些現實與理想的關係，其實美是一種哲學，在過去古典的美學最簡單當然說真善美，這是我們都能夠理解的，小學就可以教的事情，但是這是那麼困難，真善美怎麼能夠同時存在，對我個人甚至可以捨棄美這件事情，因為對我來講真善就是美了，所以有了真、有了善，自然就美了，但是現代當然包括陳界仁先生剛才有提到，藝術家所面對現在的，也類似我們剛剛陳嘉君女士所提到的，剛剛講的，這麼重要的一句話，「承受苦難易，抗拒誘惑難」，真的，所有的藝術家一直在接受這樣的一個誘惑，但是我們有沒有那個勇氣去忍受一種孤獨，當我們面對一種存在性的時候其實我個人非常多的掙扎，其實我的師父是我之前第一個工作的建築師，這個老闆他在45歲的時候，就在戒嚴的前夕退休了，他才45歲就退休了，因為他沒有辦法去面對在他有所不為的狀態之下生存。但是我覺得，其實剛剛講的就是，藝術家面對所謂真善美這樣的一個問題，他怎麼樣去成就自己藝術的存在性的問題，其實當然有所謂的純粹美學的東西，但是假如我們剛剛講的這個議題滲入的時候，那絕對沒有美的純粹性的解脫空間，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那另外當然不得不來批評我的長官，就是我的文建會，我也做了很多文建會的案子，希望他們不要修理我，就是其實在前陳其南主委的時候曾經講過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話，當時文建會面對要升格為文化部在今天也差不多還在進行當中的這件事情的時候講了一句話，他說：「與其文化的行政化，不如行政的文化化。」這一句話我覺得是非常的值得大家來思考，行政文化化比我們文化行政化要來的重要，也就是剛剛政務官與事務官的這樣的一個釐清的問題，在我們講司法獨立的時代，我呼籲我們的文化也要獨立，所以最好從今天開始我們連續辭職了五位的文建會主委的時候，這件事情也許我們就有開始可以面對深談的空間，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