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痕歷史與轉型正義」座談會 逐字稿-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黃富三先生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黃富三先生：

大家好，在座有很多位專家，大概我要講的話都講過了，我站在一個歷史的立場，比較宏觀的立場，我是在問why，為什麼在台灣發生這種事情，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我們知道台灣在世界文明史上，特別在華人文明史上最重要一個課不是什麼economical miracle，而是particular miracle，我們念書的時候都說華人社會，儒家社會不可能出現democracy，但台灣突破了，這是台灣在歷史上、在人類文明上的價值，可是為什麼我們民主化之後卻沒有享受到民主的成果，這是我們要問的。如果沒有把這個why解決的話，老實說同樣的故事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我倒是想到每一個人都希望擺脫過去不愉快的經驗，我想各位都有很多經驗，都希望盡量把不愉快的把它忘記，這是人之本性，那為什麼會發生，我們分幾點，第一個是加害者，加害者這個統治集團，優越感到現在沒有消失，他一直在掌權那他如何會認錯；第二個是幫兇者，我們曉得一個兇手能夠達成他的任務，一定有一堆幫兇者，各位都知道心理學有一個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其實，大家幾乎都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受害者，特別是外省人、特別是榮民，很多都是8月15日被綁架到這裡來的，但是面對台灣人，這些受害者反而加入加害者成為共同的加害者，這個問題如果不能解決的話，老實說族群的衝突會一直一直的存在著，所以我們一定要設法讓這些人，特別是榮民，受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受害者，怎麼樣解除他的心魔；第三個是台灣人民的冷漠跟無奈，長期以來，外來政權一直支配著我們，我一直認為台灣人心理上有一個宿命觀，我們是被統治，我們認命了，我們不會積極的去抗爭，我自己也自認為是這個樣子，我記得我當年跟施明德先生在談的時候，他一直批評我們說，你怎麼老是說二二八是受難者，很多人是英雄烈士啊，但我們很少有英雄烈士，所以我們這人權園區學校呈現的是甚麼？是要把加害者呈現出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受害者本身也變成加害者，台灣人的無奈這種心如何消除？這個是我們將來要努力的。

講到比較具體的，像汪希苓，因為今天主題是汪希苓，藝術我不懂，但它展現的內容我是覺得的確有美化的嫌疑，你說他是因為犯了殺人罪進去，你應該要展現的是他殺人的心路歷程而不是他一生的事業功績，顯然這個規畫者本身對於歷史的主旨、目標喪失了，這才是問題所在，所以今天變成相當大的問題，我剛剛講，如果你沒有把加害者為什麼已經在這裡統治五六十年，比日本還長，卻還不能認同台灣本土，這個我們要思考的。第二個，這麼多幫兇者，我跟很多外省人是好朋友，他們都跟我很好，特別是我當兵的時候，好多老兵說他們如何在8月15日被國民黨硬是包圍起來，把他送到這裡來，他痛哭流涕，可是反過來說，他卻加入這個加害者來迫害台灣人，這是為什麼？你要把那心魔給解決嘛，台灣人的無奈感、冷漠感等等，所以這是我們將來努力的方向。我認為這個園區恐怕要呈現汪希苓這一種集體加害的這一種集體心理，我認為他本身也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受害者之一，如何呈現這個是將來要努力的方向，至於說具體的如何展現，我不是專家，我不知道，我是一個學歷史的，只能說，一定要把這個why找出來，否則歷史會一再重演，有人說歷史不會重演，但是你如果不記取歷史教訓的，他會如影隨形的一再、再三的重演，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