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痕歷史與轉型正義」座談會 逐字稿-台大政治系 黃長玲教授

台大政治系 黃長玲教授：

謝謝林谷芳教授，那也謝謝在我之前發言的所有與會的來賓，那因為時間其實也已經很久了，所以我想我很簡短的針對今天的主題提出一點我的看法，針對這一次的藝術品所引起的爭議，這個座談會是我個人參與的第三個座談會，前面我參與過的兩個座談會，一個事實上是我們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跟藝術家聯合舉行的一個座談會，那第二個座談會是上個禮拜文建會舉行的座談會，所以就是說以爭議事件本身來講，我個人對那個事情的看法，我想我在這邊就不再重複﹔那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跟藝術家聯合舉辦的這個座談會，我們的逐字稿，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到網路上去看，就是在我們的網站裡頭﹔那我的了解就是說，文藝界針對這個議題所舉辦的三場座談會的逐字稿，聽說在網路上也可以搜尋的到，所以在座的朋友，我想有一些說不定參加過前幾場座談會，如果沒有的話有興趣的人，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今天其實針對主辦單位所提出來的討論提綱，我想簡短的談幾個部分，第一個部份就是有些東西我們當然還是沒有辦法迴避，那個就是歷史，如果我們沒有歷史脈絡的話，那施明德跟汪希苓就會變成同一種人，他們都是囚犯，如果我們沒有歷史脈絡的話，今天的景美園區就會跟台灣所有其它的蚊子館是一樣，他叫做閒置空間，那這五十多天前的爭議會出現，最大的關鍵就是「我們活在一個沒有歷史脈絡的現實社會裡」，這一點我其實是呼應前面幾位發言者所提的東西，所以也才會出現整個社會對這個議題的無知，以至於看起來有一個藝術作品他把兩種不同的人混在一起，那麼也造成一個現象就是我們的政府他在施政的時候，他把一個這麼重要的歷史空間當作一個閒置空間，所以它的概念事實是讓他來活化這一個閒置空間，而不是正面的面對一個具有重大的歷史傷痛的一個歷史空間，所以我首先要談的第一個東西就是說，其實也扣留我們今天的主題，他這個東西叫做傷痕歷史，那這個歷史沒有辦法迴避，沒有任何一個認真的嚴肅對待自己的民族體制的國家會去迴避自己傷痛的歷史，原因非常簡單，因為民主的價值事實上要使我們不能夠迴避這個東西，我們必須要去面對，在這個邁向民主化的過程裡頭有多少人為這個重要的價值犧牲，為我們今天所珍惜的這個價值跟生活方式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代價，所以這個是我想第一個就是關於歷史的問題。

那麼第二個就是體制的部分，這一個問題我覺得也跟討論題綱上談到的，就是說我們目前的這一個國家體制，譬如說，目前由文建會來處理轉型正義，那我很冒昧的說一句，就是我認為轉型正義的問題是超出文建會的能力，那今天文建會會成為眾矢之的，就是說從我的角度來講，犯下這麼不應該犯的這個錯，事實上也因為整個台灣社會其實對轉型正義是非常陌生，那麼文建會是對這個議題陌生當中的一個政府體制，他被指定的要去做這件事，那各位其實前面有一些發言的朋友其實已經提到，其實台灣長達將近四十年的戒嚴體制，我們到今天其實還只是很微薄的、很少量的、很有限的，當我講說微薄少量有限，我指的事實上是說投入去關心這個議題的人非常的少，投入去關心這個議題的資源非常的少，投入去關心這個議題的時間，坦白說也非常的少，就是說，我們如果要以一個民主國家，其實1980年代以後第三波民主國家非常非常的多，那在歷史空間上頭沒有正面去面對歷史傷痛的國家，相對來講非常非常的少，事實上就是說台灣很不幸是其中之一，那台灣不幸是其中之一的原因也非常簡單，因為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裡頭大部分的國家他都有一個國家體制在正面的面對轉型正義，但是台灣到今天也沒有，我們台灣今天有號稱八萬個公務員，但是中華民國到目前沒有一個公務員他的工作內容、他的專業職責叫做處理歷史傷痕、促進人權價值，我們不存在這種公務員，換句話講就是說我看到藝文界很多朋友在談文建會在藝文議題上的專業，那容我很冒昧的說一句話，文建會其實本來也就不是一個人權專業，他本來也就不是一個轉型正義的專業，所以我們今天其實非常非常不幸的，你可講說種種的原因導致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裡是完全沒有這一塊的，那這個體制的問題要怎麼解決？我相信坦白講，也超出文建會目前的能力，就是換句話講這個東西你要是一直還放在文建會下處理，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我其實是非常憂慮的，而且我也覺得他們是不可能解決問題，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意思就是，容我大膽的講、也很冒昧的講，這樣的錯誤或是這樣的衝突未來還有可能發生，也許我就在這裡也做一個誠懇的建議，文建會在這麼痛苦的發現自己做出了一個各方指責的決定，如果不客氣的講就是犯了錯以後，在這樣的一個錯誤過程中學習到一件事情，他們很可能應該要去理解在整個政府體制裡頭他要發出一個聲音，就是說這樣的一個議題他需要重新在體制上頭調整跟規劃，那這個部分其實事實上並不是我們民間的學者專家，或者是說這一個公義社會參與者能夠替文建會代為定奪，但是我從一個政治學者理解，就是政府體制運作的角度來講，那我大膽的講其實這個東西超出文建會的能力，在體制上它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不恰當的設計。那麼第三個就是再回到空間的問題，因為剛才吳乃德教授其實我們都一起在參與民間組織，就是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那吳乃德教授提到的，也許其實我們今天不是要用文化園區的角度來看待這個空間，其實最重要就是它回到它本來應該有的名稱，它事實上就是一個監獄其實就要用一個監獄去稱呼它，那這個是一個做法，那我想不同的歷史空間，因為剛也有一些發言者提到，我們有沒有可能在這件事情裡頭把這整個空間作為一個學習空間，我們關心台灣轉型正義的非常多人，在過去我們跟文建會的互動或是過去公開場合當中我們也曾經表達過，有一些前面發言的朋友的意見我其實非常贊成，因為這個空間如果完整來看的話，它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大，那麼在這個空間裡頭有一些東西在我來看事實上是不能動的，所謂不能動的意思就是說它只能處在一個最低維護，就是說你要去維護它的歷史意義、維護它的歷史空間，那這有可能包括比如說仁愛樓，也可能包括我們今天所說的汪希苓區，因為也要讓大家看到當時威權體制事實上是怎麼樣的箝制人權，有怎麼樣的不當的作為，那它也有一部分可以成為學習空間，他很可能會有一個人權教育中心、人權資料中心，或是人權博物館的這個可能性，那麼這些東西其實坦白說都需要整體性的規劃，我們在國外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例子，舉例來講今天在柏林的猶太博物館，它主要的功能是關於猶太文化歷史的重現，然後去談整個猶太人在日耳曼的文化之下它所發展出來的獨特歷史，可是你今天在華盛頓DC，你看到的Holocaust Museum這個事情，那它其實就是一個歷史的傷痛，譬如你今天在韓國的光州，我想說我們鄰國蠻多，其實是一個對比的現象，因民主化的時辰跟我們差不多，經濟發展的水準也差不多，但是以美麗島事件來講，美麗島事件1979年發生，光州事件1980年發生，各位如果去過光州的話就知道，整個光州市基本上像一個大型的歷史空間一樣，光是光州市內包括子難公墓在內，包括民主紀念公園、包括自由公園，包括就是說這個全南大學內部這個博物館，它共同在面對這個歷史的痕跡事實上是非常非常明顯，從轉型正義這個角度來講，今天在台灣當代民主化，沒有威權體制沒有轉型正義，整個上溯台灣的歷史前一波也是沒有的，所謂的前一波的意思就是說日據結束以後、殖民地時代結束，其實轉型正義也沒有處理，但韓國不一樣。我可以跟各位講韓國到今天他們還在討論在歷史上怎麼樣定義所謂的殖民地時代的通敵者，光對於這個通敵者的範圍可以有多大，這是個歷史評價的問題，那麼在韓國當代也牽涉到當代政治，因為牽涉到歷史後你很難迴避掉政治，所以說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稍微關心一下，因為國際媒體有報導，韓國當代關於殖民地時期的通敵者的定義，現實的政治上出現最大的爭議就是朴正熙的某一個定義之下他是不是通敵者，那事實上也牽涉到他當代政治，因為他大女兒朴瑾惠是韓國當代重要政治人物，這個上一屆總統大選的時候就跟目前的民國政府一起在爭奪他的政黨裡頭的提名，而且說不定非常有可能成為下一屆韓國的總統，所以他們其實也在面對這個問題，那剛剛提到空間命名的問題，它有可能是一個監獄，也可能是人權博物館，而這些名稱在這裡的使用，其實在很多國家不同的做法，像我們剛剛講，你在光州你可能有民主公園、有可能有自由公園，他沒有用原來的這個空間命名，但在首爾你會看到西大門勤務所，所謂西大門勤務所就是日據時代專門銬問抗難志士地方，它這一點就是很多歷史空間保存下來，所以關於空間這部分事實上確實是要回到一個整體的規劃，整個社會怎麼面對這個歷史，怎麼去思考這個歷史跟空間的意義，事實上國外可以參考的例子很多。

那麼最後我重新回到當代所提的這個學史，其實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學史的過程，民主，我們常講民主的制度事實上它不會是最理想的制度，剛我們有很多朋友都提到，就是所謂的凡人政治，其實民主政治也有這個？？的這個傾向，那我想要強調一個東西就是，民主政治它不會痛，它常常在很多時候它不會創造出最理想的狀況，但是相對來講，它就是一個傷害比較小的制度。我剛講到說體制上是一個問題，其實整個這一次的事件會發生也是存在一個很大的狀況，除了這種體制本身以外，我會認為今天會出現這麼不幸的一個事情，其實這個過程裡頭民主參與的成分實在是太低，事實上是有關，那我想我就先講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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